“東富西貴”的北京歷史考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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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富西貴”是對於北京城的一個描述，意思是說，北京城東面有錢人較多，西面地位高的人較多。“東富西貴”的這個說法，並不只是現象描述，而是有歷史淵源的。但是，歷史上最早關於“東富西貴”的描述，與今天人們理解的意思並不完全一樣。“國際在線”發表文章對“東富西貴”之說進行歷史考察。

　　“東富西貴”的說法出現於明朝時期，其產生的原因，與大運河有關。隋煬帝當年修大運河時，一定沒有想到居然會給後來的北京留下這樣一個固定的格局。自從大運河建成後，它在北方的終點，就是現在北京東部的通州區，過去叫通縣。元朝時期，郭守敬修了一條通惠河，從現在的頤和園經西直門連到積水潭，再一直連接到通縣的大運河終點。也就是說，元代時期，沿著大運河由南方北運的物質，一直可以經船運到達積水潭，也就是現在北京的後海地區。當時積水潭的水域面積也比今天大得多。元代的大都城，最繁華的地區是鐘鼓樓到德勝門之間的一個區域，今天是一條斜街，當初就是沿著水岸修建的。從事經商的富商巨賈也大多集中在這個地區，因此，元代的大都城並沒有“東富西貴”一說。　

　　明代的北京城與元大都不太一樣。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墻，為了方便防禦，比元大都往南退縮了，形成了現在的北二環路。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門，由於施工條件、地質條件的限制，城墻沒有形成直角，角度傾斜的城墻將積水潭的一部分攔在了城外，後來叫做太平湖。文革時期老舍先生就是在這裡投湖自殺的，現在已被填平，修起了交通樞紐。只留下一些地名，例如高梁橋。高粱橋這個名字的來歷是因為原來有一條高梁河。

　　由於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經過紫禁城，明朝人認為有損皇家尊嚴，於是，來自大運河經由通惠河到達積水潭的水上航運便被切斷了尾巴。從此以後，從通縣方向運來的物資，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東部，而不是像元朝一樣，直接運到積水潭。大運河是一條重要的水上商路，其終點附近，都會形成市場，也成為商人們集中居住的地方。這就是北京城“東富”的由來。然而，“東富西貴”在明朝時期，並不完全指北京城的東西兩個方向，而是指崇文門、宣武門一線以南的南城地區的東西兩個部分。大致來說，當時的“東富”是指現在的崇文區，“西貴”是指現在的宣武區。

　　“西貴”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歷史原因。由於明朝的朝廷高官不願意與商人為鄰，因此，他們擇地而居就主動選擇了商人較少的南城西部，也就是現在的宣武門以南地區。比方說現在的湖廣會館，曾經是明朝首輔張居正的居所，清朝時，紀曉嵐也曾住在這裡。“西貴”的另一個原因與科舉制度有關。元代早期停止了科舉，後來恢復，但是規模不大。因此來到元大都參加科舉考試的各地讀書人數量有限。明朝大規模恢復了科舉制度，高峰時，來到北京參加科舉最高級別考試的人多達萬人，他們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區。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們大多居住在各個同鄉“會館”。宣南地區以外也有一些“會館”，但數量上少得多。中國古代社會一般都把讀書當成最好的出路，因此，讀書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區，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區來得高貴。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題名，仕途順暢，便在宣南地區定居，其社會的地位的“高貴”自然是富裕的商人們比不上的。“西貴”還有一個原因與修《四庫全書》有關。清朝花了　10年時間，調集了大批國內一流的讀書人共修《四庫全書》。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，一些商人借機形成了京城最大的書市，後來演變成文房四寶、古董珍玩的集散地。如今依然保留下來的琉璃廠，就源自當年。文人的筆墨芳香，當年絕對是商人的銅臭無法比擬的。　

　　“東富西貴”後來又發生了一些演變。清朝後期，西方人頻頻直達北京，而他們到達北京的路線，大多都是海路到達天津，從天津向西，經通縣到達北京。也就是說，外國人到達北京也是從東方來，這也是他們在北京城東部形成使館區的原因。而且，當年來到北京的西方人，也更喜歡崇文地區的商業氛圍，而不喜歡宣武地區的中國文化氛圍。東交民巷成為使館區以後，大量外國人便居住在東部，以至於現在的使館區也集中在北京城的東部。
　
　　那時的外國人就等於富人，似乎更加強化了“東富西貴”的說法。雖然後來也有不少人認為，有錢的外國人才是真正的高貴，但是，有骨氣的中國人大多不接受這種看法。直到今天，雖然北京城的東部顯得更貼近現代化，燈紅酒綠、高檔消費比比皆是，但是，“東富西貴”的印象依然沒有在北京人的腦海中抹去。與當年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集中在宣南地區類似，如今的北京城西部，集中了大量的高等院校，似乎是沿續明朝時期形成的“東富西貴”的傳統。然而，現代人常常把　“富貴”當成是一體的東西，並不像古代中國人那麼嚴格區分，因此，現在的“東富”，也開始追求高貴，現在的“西貴”也開始追求財富。“東富西貴”如今也只是一種歷史的殘留而已。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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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富西貴我想只適用於明清時期
現在應當是不太適用
畢竟現代沒有像以前一樣有隔閡那麼深